宗教与文明之间真的 存在优劣?

宗教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表现在宗教的传播方式上。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主要表现为输出型,而信仰多神教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则主要表现为吸附型。

迈克尔·杜云霄

永利电玩城官网,一神信仰与排他性民族观

现实生活中,由于政治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生百态,因此可以说社会万象皆是政治映像的体现。任何宗教与学说皆不免被政治化的命运,受某种利害关系而多发生变故。自后,教条或偏见作为“文化基因”经常左右人们的认知,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维视角。以至于有些时候出现凡谈及宗教问题,向来辩则分歧公开化、不辩则暗涌仍在,总之,谈宗教必有分歧。

亚伯拉罕系的一神教,其教义中也有宗教宽容的内容,特别是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强调唯一真神对世人一视同仁的爱。爱神和爱一切世人,是
基督教的根本要求。但是在这两条总纲中,爱人如己要服从于爱主你的神,即在基督徒心目中,对唯一真神上帝的信仰是最高原则。为了反对犹太人重
视家族、部落、民族的传统,耶稣甚至强调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对
于上帝的爱,超过了对父母、儿女的爱,当然更超过了对信仰其他神灵人的爱。所以在整个中世纪,耶稣爱人如己的戒律,实际就变成了对待信仰上帝的人爱
人如己。当代著名的宗教学者保罗尼特概括说:排他主义代表了历史上占主导的、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个体的观点。

谈到宗教与教育的话题,有千万个论者便有千万种表述。那么何为教呢?据《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敎。意思就是在说“教”之一字的含义在于对天地之间事物的感悟与传承。何为宗?宗有宗派之意。在《吕氏春秋》里讲: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有被传达、表示或暗示的意思。“宗教”合起来可以理解为是宗派的教育。例如:佛教名宗的通称是宗门;而宗风指佛教各宗系特有的风格、传统,且多用于禅宗。中国的伊斯兰教人群自称教门,也就是宗教之门,即如佛教之所言法门,通过此法门(或教门)达到信仰的真谛。概言之,对佛教的合理表述即是佛陀的教育,旧约新约分别是摩西、耶稣对造物主所降示世间的《圣经》部分的体悟与教育,伊斯兰教则是先知穆罕默德对《古兰经》的实践与表述的教育。

由于排他性的宗教
观,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很难宽容。一神教所产生的排他性,最典型、最残酷地表现在犹太民族身上。犹太民族自称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得到了上
帝的偏爱,但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苦难向世人展现得到救赎的艰难。当然,犹太民族能在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下凝聚不散,犹太教的精神凝
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犹太教坚定的一神信仰,犹太民族也许早就不存在了。

一、佛教浅议

基督教虽然变通了犹太教的很多教义和礼仪,但
是对犹太教的核心信仰一神崇拜,则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下来。当基督教依靠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支持成为国教以后,犹太民族的梦魇就开始了。欧洲历史上对犹太
人排斥和迫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宗教的缘故,但是宗教无疑在其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继承了犹太教的主要经典《旧
约》,可是犹太教对基督教泾渭分明的划分,实际上就剥夺了基督教在神学上的合法性。因此,打击、迫害、瓦解犹太教就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的一项重要使
命。因此,20世纪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和基督教与犹太教两大一神教的相互排斥不无关系。

世间宗教,就笔者所知所识唯佛教、巴哈伊尚较为“纯净”,特别是后者没有“血债包袱”与“不良历史”纪录。

当然,犹太教在中世纪的欧洲处于绝对劣势,犹太
人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也仅仅表现为一种守势,即不接纳其他民族的成员进入自己的宗教信仰团体,但是这种守势的背后,也有犹太民族由一神信仰所导致的民族
自大心态。当代著名的犹太思想家开普兰在反省犹太文明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当我们宣称自己是特选子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看成天生是高人一等的。
这样一种概念在前启蒙时代的世界观中也许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在今天,却似乎显得有点过时或者傲慢了。犹太民族在未来的世界中应当如何走,必要的反思是非
常宝贵的。

谈及佛教的传入与影响,朱大可在《中国文化是杂交的结果》一文中说:“儒教是把神世俗化,但基督教却不是把人变成神,而是把众神变成唯一神。把人神化的是中国的道教,它主张人通过“修炼”达到永生,也就是成为神仙。……中华文化引进佛教是为了解决对死亡的恐惧。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不畏惧死亡的,从伍子胥的故事可以看出。……佛教以生死轮回西方极乐世界的模式,消解了中国人对死亡的恐惧。”

输出型文化传播模式与民族冲突现象

佛教,素来被认为是仁慈而智慧的宗教。其初传中华时为汉明帝在位期间。然而,来自印度、波斯的佛教高僧带来的不仅仅是佛教经典教义,还有来自南亚的房中术。因佛教首先在汉代上层开始传播,因而房中术的影响力在由地方富贾豪强上至皇族最为突出。在东汉一些出土的墓葬中,出现有涉及肢体暴露的壁画与房中术的表述。后在元代,有多位皇帝笃信藏传佛教,藏秘房中术如同藏传佛教高僧们一样在在元廷上层社会有影响力。

犹太民族被罗马帝国征服后,
他们沦为罗马人的奴隶,犹太教成为他们团结自保的唯一武器。圣经中对外扩张的观念,被将基督教当做国教的罗马人所继承。本来,基督教就对信徒规定了传播上
帝福音的使命,对于一般信徒,传播上帝的福音是一种解救全世界所有罪人的善良愿望,而身为国王的基督徒则有义务诉诸武力为基督教开拓疆域。罗马人在几
个世纪的对外征服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基督徒在几个世纪的扩展中建立起一个与罗马帝国的版图相同的信仰世界。如我国学者刘新利所描述:基督教超民族
的普世精神与罗马帝国超民族的霸权主义一体化的政策,在精神观念和权力组织两个基本的方面吻合在一起。在当时的世界,也唯有罗马帝国与基督教能够联手在地
中海的上空架起这样一个包罗万民的穹窿。其后继承罗马帝国政治和精神遗产的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无不把对外的军事征服称为传播上帝福音。

由于任何宗教皆不免被政治化的命运,所以佛教自不能例外。从吐蕃引进佛教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两次(忽必烈与俺答汗时期)传播,这两个勇敢善战所向披靡的东方民族竟然先后被佛教所征服,而成为温顺的顺民。进入清代,喇嘛教成为满清羁縻蒙古、藏区的利器法宝。对于喇嘛教的卓著功效,康熙皇帝不禁发出了:“建一庙,胜养十万兵”的感慨。于是,极力在蒙古等地推崇喇嘛教。由于大量人口不事生产,仅仅在寺院念经礼佛,而且佛教缺少生育观念,导致了蒙古地区人口不增反而大幅度下降。概言之,喇嘛教真乃清廷弱蒙古、藏区之毒器也。

伊斯兰教对外传播的历史,虽然不乏苏非教团的和平方式,但是也有剑与火的影子。穆罕默德之后的四大哈里发,无不把毕生的心血全部奉献给了伊斯兰教的传播
事业。其后陆续登上历史舞台的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奥斯曼王朝,将伊斯兰的疆域扩大到了西亚、中亚、南亚、北非、南欧、东欧等地区,将众多的民族置于
新月旗下。

二、论伊斯兰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持一神信仰的世界性宗教,依靠其较高的文化优势,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了文化史上的文化高原现象。对
于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蛮族而言,这两种宗教毕竟是文明发达的产物,承载着较高的哲学、科学、道德、文学、艺术知识,对于提升接受者的素质,具有脱
胎换骨的功效。不过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因宗教输出而形成的文化高原,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1258年,蒙古大军攻陷巴格达,阿拔斯帝国覆灭。这是阿拉伯历史也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自此之后伊斯兰教法创制之门中断再也没有恢复,伊斯兰世界学术文化也日渐式微。1492年,伴随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王国灭亡,西欧人开始了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进程,也昭示着中世纪的结束。进入近代以来,早已成为上帝骄子的欧洲人及其移民后裔,英帝国、新罗马(美利坚)帝国为首的欧美秩序先后统治了世界格局。随着伊斯兰教世界从被蒙古人,西方人和“自己人”殖民统治及半殖民统治下,伊斯兰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伊斯兰世界也成了世人眼中的集低端、保守、愚昧、土豪为一身的“乱地”。

首先,高压政策并不能造成真正的民族
融合。无论在基督教统治的帝国,还是在伊斯兰教统治的帝国,民族矛盾都是有增无减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不仅没有同化信仰异教的犹太民族,就是同样信
仰基督教的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也没有出现相互融合的迹象。神圣罗马帝国实现古罗马帝国与教皇国征服整个欧洲的梦想,无形
中加重了德意志民族与欧洲其他民族的矛盾。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军事占领及其推行的强行同化政策,同样造成了土耳其人与东欧各族人民的紧张关系。巴尔干半
岛成了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前沿、欧洲的火药桶。

不同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特别强调与社会的政教结合。犹太教与基督教都起源于埃及与新月沃地一带(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前者因为犹太人所建王国被异族所灭,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地,一直没有一个基点和政治实体来实践犹太教信徒的理想,直到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后者的最初信徒几乎出自犹太人群,以外来人群与宗教的身份进入欧洲,为了适应多神的“欧洲市场”,三位一体应运而生。犹太教与基督教作为移民宗教与“外来宗教”,都无以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而伊斯兰教有所不同,伊斯兰教兴起于闪米特人中的阿拉伯民族,这就好比中国本土的的儒家与道教,日本的神道教,可谓本民族的原生态的文化与宗教,故而,伊斯兰教俨然在中东地区有足够底气和霸气实现政教合一的体制。

其次,不断的对外输出,消耗了帝国的能量,反而降低了帝国自身民族的凝聚
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与教皇的反复斗争中,不仅使德意志失去了统一世界的美梦,还使得德意志民族本身发生了分裂。正如恩格斯所说:罗马皇帝的称号和
由此而来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并且使德国力量在历次侵略意大利的征战中消耗尽了。在欧洲国家中,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最晚,这与他们沉
溺于建立千年基督王国的迷梦有关。

有人说伊斯兰教不宽容,试问中华帝国是几千年来是怎样先后将“楚人”之苗瑶、越人之黎幢(壮)畲、中南民族之白彝傣与台湾土著由原本整全的居住地自平原逼进山区死胡同的,这是中华文明的体现还是儒道两教的主张?!中世纪的欧洲,是如何对待境内被视作异族异教的吉普赛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呢?!基督教反攻阿拉伯人胜利后后是怎么对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呢?还不是不顺从即屠杀,否则只有皈依基督教或者滚蛋。想一下,两千年来犹太人在欧美的磨难史,便可知基督教或者欧洲文化是何种程度的文明高度!除开十字军东征,欧洲人在基督教旗帜下的对美洲、非洲、澳洲、亚洲殖民统治,又何以自解!

最后,宗教输出的政策也会造成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一神信仰的输
出型宗教,很快就在中亚、南欧、东欧交汇了。认主独一的宗教观念和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教使命,使其相交过程必然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
突的顶峰,就是从1096年至1270年连续10次的十字军战争。十字军东征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因宗教冲突而导致民族战争的代名词,成为宗教狂热和民
族非理性的见证,在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留下了永远的痛。

如果以波斯祆教与中亚佛教的消亡,来论证说伊斯兰教存在格式化其它文明的特质,那么,敢问今天的美利坚文化又有多少印第安人群和印第安文明的遗存。

吸附型文化传播模式与民族融合现象

以笔者来看,任何文明都有其独特亮点,有其伟大因素与文明精华,但也不能排除自身携带的文化毒素特质的存在。若以己之长而揭彼之短,殊不知其本质上不外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除了臭名昭著的宗教极端裁判所,基督教封建各国互相征伐和外侵,导致民不聊生。直到16世纪基督教历经千辛万苦才终于完成宗教变革,实现宗教分离,成为更新换代的升级版。

宗教的核心要素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出于宗教情感、利益纠纷,或多或少都会相互排斥。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
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
孝的指责,基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
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往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的争论中,经过出家僧人和信佛士大夫的反复解释,终于
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佛教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总之,信仰多神教的国家,一般倾向于一种吸附型的民族文
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先后传入,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也曾传入,均
受到了礼遇。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人在宗教上是一种混血儿。

说得通俗一点,其实起先咱们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基督教文明不过混久了积累了些资本,中间还受过阿拉伯人的文化洗礼一次,后紧紧抓住了时代机遇,经过世界各地的殖民、两次大战终于走出九九八十一难漂白成功,成为一个个民主体制国家,可以尽情展现其绅士风度和对外自诩世界警察的正义感。伊斯兰教兴起晚一点,尽管中世纪穆斯林商人遍及世界,也挣了点钱,但其教义不允许放高利贷不利于原始资本的累积,而且由于与社会结合紧密,不少金钱都流入了社团,回归到社会。后来历史机遇错过了,越贫困越愚昧、越无知就愤青,结果不慎成为“不良少年”,常常被美国等国志愿从事“公益项目”的警察大叔们给予批评教育和体罚,甚至量刑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难脱被他者定义与污名化之厄。

多神信仰影响下的吸附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也反映在民族观上。中原
的统治者想把周边的少数民族变为华夏,向落后民族传播先进的礼乐文化,即是用夏变夷。但是这种传播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依靠边裔四夷向中原文化的自
觉靠拢。孔子在政治上提出了以修文德以来之为纲领的民族和平同化政策。儒家修文德以来远人的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诸民族自
愿归附的文化中心,从而表现出一种文化盆地现象。我国古代的长城,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线,与西方历史相比,我国历史上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也不
少。但是宗教并非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物质利益的争夺才是民族冲突的本质。而且我国古代民族冲突的结果不是民族的分崩离析,而是在每一轮重大的民族冲突过
后,都有一轮更高层级的民族融合。这种吸附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使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侵入中原,而且有时候还会长期驻扎下来,建立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
方王朝或者中央王朝。可以说,我国古代地理范围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不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而是这种文化吸附的结果。

也许,在自诩世界警察的美国山姆大叔看来,虽然你可怜,但是你不民主、你极端,还做招人恨与有争议的破事,所以我正好师出有名的率领正义之师匡复世界和平,来拯救你们,那些地球村的选民还不得投票给美式民主喝彩!要知道唯有复制我的民主模式,你才能进步与时代同行,主要还在于你是不听话的粪青(愤青),我们为了世界的和平,只好委屈你作有机肥料当地下工作者了。

毋庸讳言,我国
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矛盾,当矛盾尖锐的时候,也会发生民族冲突和战争。但是从整个历史看,冲突和战争是短暂的,和平与融合才是常态的。因为我国各民族
之间文化、信仰、利益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即使面对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化、瓦解,这除了中华民族自身拥有的强大的凝聚力外,没
有因信仰因素造成的离心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三、论中华文明

刘仲敬在《从来没有什么历史定论》中讲:“权利和利益都只能依托共同体才能落实,否则就会沦为望梅止渴的空谈。没有共同体的生物人只能是牺牲人,冒充共同体存在并不能改变他们真实的命运。重建或改建共同体,必定需要新的祭品。而且在污染严重的培养基上,非常不容易成功。……

我们很容易看出,秦政以后的中国和东方各帝国是降虏一类的。……降虏要求民主,等于格拉纳达穆斯林要求担任罗马教廷红衣主教的平等权利。降虏如果讨厌缴纳战利品-贡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建立自己的民族共同体,根据战争权利推翻贡赋体制;要么游说僭主强化独裁权力,将征服者各等级贬低到降虏的平等地位。……历史上看,降虏通常选择后者。也就是说他们更有可能收买忽必烈一类人物,共同消灭蒙古武士阶级,实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共同腐化-毁灭。”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发生过多次外族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经历,也多次重演了游牧帝国从民主色彩的部落联盟协商制度过渡为绝对权威的皇权专制制度历程。南北朝的苻坚本是氐族领袖,在儒家政客王猛的说教和策划下,苻坚为了实现皇帝梦对氐族精英进行了清洗,实现苻坚家族的绝对荣耀地位。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在谋士韩延徽的引导下,也如法炮制走上部落联盟政治的皇权体制之路。汉人儒家士大夫阶层与少数民族可汗联手分化民间组织与部落精英、打压汉人平民与牧民猎户,共同打造出一幕幕精致的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

1、汉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

汉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服饰、音乐、物产、风俗等文化物质与要素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通过吸收少数民族文化文化成其博大。

从语言上讲,汉语中借用外来词语由来已久,有的被借用过来后,早在汉语里面生了根,完全成了汉语的词。现代汉语普通话就深受满清的影响。里,明代汉语、元代汉语、唐朝汉语同样有蒙古人、五胡的熏染,很多日常词汇都出自少数民族语言。比如,由于自古有很多回回人在街头变戏法,汉语把戏这个词可能就是源自回回语“bazi”,此外,猫腻(即猫儿腻)、鼠霉(即鼠迷)、麻食(即秃秃麻失)也来自回回语(波斯语),胡同、浩特、大清(即Daicing,意为战士,音译代青或大清)等词汇则来自蒙古语。

罗骥先生在《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中讲:“汉族的主体来源是东夷,根据系统转化,汉语的主体来源也应是东夷,这是符合逻辑的。”根据研究证明羌族语、东夷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是标准的古汉语,因为炎黄是从古羌人、东夷演化而来的。语言是一个相互涵化的过程,少数民族语言对于汉语结构有着很大影响,白话中的语气词「的、了、吗、啦」全部来自蒙古语;此外,还有定夺、入土、没起色、怂孩子、拧丧种、鼠民桶、官茅房、大鸡子儿、干饭,在老北京牛街,长辈不称大爷、叔叔,一律称伯伯(音掰),凡此种种,都或多或少融入了老北京方言中。如果消灭了少数民族文化,就是把汉文化的根断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就是保护汉文化的根。

即使在中原地区,齐鲁文化有东夷影子,湖北楚文化有苗蛮影子,四川有古代巴蜀文化的存留,哪一个是正统?哪一个不是正统?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存在所谓的汉本位。

刘仲敬在《君士合谋扼杀社会》中说:“在第一次秦政以后,华夏文明本身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可以说秦汉瓦解以后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是非常依赖于印度、中东地区的文明输入的。如果没有中亚不断给它输入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或者各种各样技术的话,唐帝国和明帝国很可能自己都维持不下去。”统而言之,不论哪个国度,某种意义上讲主体民族就是皇朝国民不断散沙化而沦为顺民的产物。一般而言,少数族群通常属于相对保持原生态共同体而未散沙顺民化的族群。汉藏语系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同根同源,即便非汉藏语系的族群也属于文明精神的同源;因此,很多时候汉文化的最初形态还要到少数民族中去寻找。

很多争论是纠缠于“中国”这一含义模糊的概念,各方采取不同变化的标准、各取所需的论据,在不同人的理解中,甚至同一人的同一文本中,“中国”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如果将“中国”理解为汉人政权,清朝当然不是“中国”;如果将“中国”严格定义为现代的国号,清朝当然是“中国”王朝;更何况,虽然身份多重,入关后的清朝皇帝却始终以汉、唐、宋、明诸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其实细究起来,除了辽金夏元清以外,貌似隋唐、明朝也不是纯汉人王朝,儒家史观思想下所谓的正统论可休矣!

正统论是站不住脚的,隋唐、辽金、元明清都不是汉人政权;再往上推,夏商周三代也不是一个种族,坚持正统论与主体民族强权的往往未必就是纯种。孙中山本人是客家人,这客家人本是南方土著、北方汉人与元明色目人的混血,种族主义者孙中山竟然给色目人朱元璋下跪祭拜,不知是仅仅的政治目的还是纯粹的史盲。

中国自古以来外来族群相继入主,从黄帝灭炎帝、商是土著、周是伊兰人、楚是东夷南迁后的共同体、刘邦是楚人、隋唐是鲜卑突厥、五代沙陀三王朝、辽金元明清都是少数族群。即便中华民国、共和国的现代政治理论也都来自近代西方。不过当时统治者善于掩饰,大一统体制史官乐于写“帝王家史、伪史”。

向来有人将元代、清代称为蒙元、满清,大有种族成见在其内。笔者个人觉得以族群来定正统轮不符合历史事实,无原则的历史表述就是对历史的虚无化,不许还原历史便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入主中原的“强奸经历”,一次次地自我表述为正当合法的“夫妻”关系,然后又一次次轮回这种“性行为”,可谓数千年未变之格局。未来的中国应该是在跨文化交流下的文化多样性社会,实现百家争鸣,充分释放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展现出整体的文化软实力。

2、明晓文化本源

文革之后,在中国大陆掀起了复兴传统与“国学”的文化浪潮。然而,所谓国学并非等同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仅仅限于儒释道,还有各种民间宗教,此外伊斯兰教来华已一千四百年其文化影响也不容忽视。

就《子弟规》而言,成书于清朝康熙年间,这部在“文字狱体制机制内诞生的文化产物,不免存在着时代局限于文化毒瘤。

《道德经》也非老子原版作品,而是被孔子与汉儒篡改后的伪道德经。

谈及国学的定位,朱大可在题为《我们不是21世纪的文化鼹鼠》的演讲中说:“第一,国学是多元和平等的,不是‘独尊某术’的;第二,国学是祛魅的,而不是用来造魅的;第三,国学是开放的,充满吸纳性,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第四,国学是独特的,即使它有外部来源,它仍然是独特的。”《华夏上古神系》一书讲:“现在的儒学热和国学热,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把一大堆垃圾当宝贝供奉起来,有的地方政府大肆倡导‘二十四孝’,提倡变态的‘孝道行为’,成为一个文化笑话。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说,当下流行的所谓‘儒学’和‘国学’,对外排斥西方先进文化、对内排除‘思想异己’、对上谄媚、对下装神弄鬼。这样的‘传统’,只能把中国人推回到旧帝国的黑暗之中。”不明历史本源与传统文化,何以传承真正的中华文明精神。

3、“原生文明史观”下重新审视文明视域

朱大可先生认为中华文明作为次生文明其形成发展是原生文明的本土化的过程,对此还曾撰文写过《中国文化是杂交的结果》一文。朱氏此处“交杂”之评语并非贬义,而是绝大多数文明产生的常识性表述。毕竟,人和人类文化都是进化和传播的结果。

在人类社会中,常常是“以人为本”的视域内来表述与理解这个世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对此可理解为“以人的精神尺度衡量万物,以人的精神秩序描述万物”。

希腊先哲们曾在学术领域内作出卓越的贡献,并在其视域下表述了艺术中所具之“寓整齐于变化”的普遍原则。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讲:“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天体的运行秩序也是一种和谐,各个星球保持着和谐的距离,沿着各自的轨道,以严格固定的速度运行,产生各种和谐的音调和旋律,即所谓“诸天音乐”或“天体音乐”。”在古希腊艺术中,毕达哥拉斯学派曾辩证的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这种表述,也正如普罗塔格拉斯所说那样:“美的尺度,各从其类。”

时下,人们向称音乐无国界,艺术亦无畛域;文化无疑归属于全人类,而宗教亦同样属于全世界。俯瞰浩浩天地之间,文化可谓自不分你我,若以中华为尊,则日韩越何以自处?早慧者即必然处处都优胜于中慧、晚慧者么?!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历程,世界诸国及各地域大都非原生文明,原生文明来自埃及与“两希”,蔓延至波斯、中华、印度、西欧,再扩散至中亚、日韩、中南、东欧及美洲,各文明间已处于文化胶合状态。追随玛雅文明无疑得益于商人移民的滋养,商人或周人可能源自伊兰,伊兰则来自非洲,说到底几乎任何族群之血统都是混血同时又都是“非洲人”后裔。

总而言之,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源自同一物种,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人类最终将是从同祖同源归于“地球本一国、人类皆其民”的大同世界的。而今,人类历史早已迈着亚当夏娃之路走出非洲,在全球化时代下,希望生活在地球村的世界公民们其格局视野也能走向世界、奔向未来的碧海蓝天!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